第二天的时候，娟娟给我办了新的电话卡，买了新的手机。我之前的诺基亚用了接近十年，结果在特案组一年多时间里，这已经是我换的第三个手机了。第一个被我自己摔烂了，第二个则是进水了。我看着这个新手机发呆，也不知道究竟能使用多长时间。

老王一早就投入到了紧张的调查中，按照之前的线索去寻找三个人之间的共同点以及凶手。特案组的成员只是被告知不能离开这个城市，并没有限制我们的自由，单从这一点上来看，市局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面子的。

昨天从老太太家里出来的时候，我便已经交给了玛丽一个寻人的任务。那就是找出汪朝阳现在的信息里，根据昨天的分析，如果凶手是汪朝阳，那么汪朝阳一定是变了样子的。至少不是那个瘦瘦小小的形象了。

与此同时，我们还要抓紧时间找到在聚会上究竟是谁偷了我的警察证和手机卡。当初参加聚会的人总共有四十多个人，加上酒店里能够进出的那些员工，至少也到达了上百人。现在没有了市局配合我们的力量，单靠我们四个人，这样的工作量实在是有些太大了。

但行动起来总比坐在这里抱怨要强的多，我们四个人立马分工，玛丽负责在网上找出当时参加聚会以及工作人员的信息，由闫俊德和娟娟一个个上前询问。而我则是负责带着玛丽去寻找汪朝阳。

1967年美国的社会心里学家提出了一个叫做“六度分离”的理论，该理论的含义是在人际交往的脉络中，任意两个陌生人之间都可以通过“亲友的亲友”建立联系，这中间最多只要通过五个人就可以达到这一点。

这种观点很有意思，通俗了说的就是“这是我二大爷的外甥的同学的爸爸的同事澡堂子里认识的朋友。”

也就是说，我们和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能通过五个人就认识的，不管对方是哪个国家的，不管对方是那种肤色。这对于普通人来说或许适用，但是对于犯罪者这种连家人都不联系了的人来说，并不现实。

但是我这次安排的任务，并不是要去直接的找汪朝阳，而是去找到汪朝阳的家人，判断凶手到底是否是汪朝阳，然后再去反推汪朝阳的下落。但是从这一点来分析，我们两个很可能要离开璟城。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并不能确定汪朝阳的家人此刻是否还在璟城。

有了网络，这六步显得更好实现。经过了一天的搜索，玛丽大概已经确定了一个基本的范围。之前我们得到了许蓉吴树豪他们那一届学生的名单，玛丽将这些人的网络资料都汇总到了一起。利用黑客技术锁定了这些人的消费信息以及邮件，找到其中的关键词。

当然，这并不是一种好的行为习惯。技术是一把双刃剑，看运用在谁的手里。但是在此期间，玛丽发现了一个人和汪朝阳的父母之间还有来往，邮件是一年多前发的，而且其现如今还住在璟城。

驱车找到了这个人，他住在璟城的东边。今年五十岁，是之前汪朝阳父母的同事，当时他们同属于一家财务公司里的会计。这位老会计告诉我们大概是十七八年前，汪朝阳从育才小学转学后，就搬到了里市区很远的地方。

但是作为已经相处了十来年的同事，他们之间经常有联系，只不过近几年联系的少了。不过一年前众人还商定了下一次同事聚会的具体时间，但是两人并没有参加，后来联系过也没有回复，就这样断了联系。

但是我们还是从这位老会计的手上得到了他们搬家后的地址，只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还不知道他们是否住在哪里。地址在璟城的边缘了，离着当年育才小学的位置极远。我们找到这里的时候，房子已经换了主人。

我们查到这房子的户主几十年没有变过了，看来当时汪朝阳一家三口是租房子住的，并不是买的房子。为此我们找到了房东饭，房东得知我们并不是看房子的，显得很不耐烦。当玛丽亮出了自己的警察证的情况下，房东开始不耐烦的找起了账本来。

房东告诉我们，大概在十五年前，汪朝阳一家三口就已经离开了璟城。老会计只知道他们的住址，却不知道汪朝阳转到了什么小学去，公安局的内部网找到的汪朝阳的资料也局限于育才小学这里，看起来后来的汪朝阳上学的时候并没有注册正规的档案。

但房东提供了汪朝阳上学的学校。

当初的老校长已经退休了，我们是在花园里找到的他，老校长告诉我们他对汪朝阳这个同学记忆犹新。因为这个同学学习很好，会会是班上的第一名。但小学毕业后，汪朝阳就没有继续上学了，而是在家里自学，大概过了三年之后，汪朝阳就出国去了。

“汪朝阳这个同学是个好学生。”老校长如此说道：“我说的好可不是指学习，更重要的是，我生日的时候，他还特意打电话给我送来的祝福……”